日前海外媒体报道，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上，中国知名异议作家戴晴接获组织方通知，她这回不作为嘉宾发言了，但可以在开会前登台说说这回的感受。法兰克福市长主持开幕后，走到台下与戴晴握手；然后主持人请她和美籍华人贝岭登台。戴晴走到台上，拿出小片纸开始念。台下前两排中央就坐到中方代表团一齐站起来退场。她在看他们退出后，将文中“恭喜”的那段改为“为你们遗憾，为你们难过”。

以下是戴晴的演说节录：“我的祖国，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最致命的问题是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表现在21世纪的今天，就是钳制言论、公权力滥用和对普通人基本权利的蔑视。但中国在进步。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参加其中。坚持自己的权利、对滥用的公权力加以抵制批评。法兰克福书展从决定举办这场讨论开始，就一直在实践这一过程。

我，作为中国作家、中国公民，受到邀请、获得签证、买到汉莎等位机票，顺利登机，到达法兰克福，特别是获得了正式参会人资格。……妥协，不是胆怯、不是耻辱，而是一种信念，一种风格，一种长期实践而养成的政治智慧。

我们人类在黑暗中摸索几百年，找到我们共同生活地球上的原则——普世价值。我知道，让普世价值的光芒照到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一段漫长艰难的路要走。我们坚持走下去——在大家都鼓励和帮助下！”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教授撰文描述了“法兰克福研讨会风波”。秦晖教授说，法兰克福书展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图书盛会之一，今年中国是书展的“主宾国”，作为书展的“前奏”活动，9月12日-13日主办方在法兰克福的塞万提斯西班牙文化中心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他是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之一。几个月前他们就与他联系并要了他的家庭地址说是要给他用快递寄发正式邀请书。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收到。后来从他任教的清华大学国际处转来了这份邀请书，学校说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转来的，他在校国际处看到新闻出版署发来的这个大信封中有好几份邀请，但只有人文学院李强院长的一份附有保险、酒店订单等签证资料，其余几份都没有，觉得很奇怪。打电话问新闻出版署，回答说本次嘉宾是中德两方各自邀请的，李强院长属中方邀请，由新闻出版署组团前往，一应手续也由公家办理；他则是德方邀请，费用由德方出，手续需自办。他想，既然是德方邀请，为什么邀请书却不直接寄给我，而要由新闻出版署代转？大概是德方为了表示尊重中方而将所有邀请都请中国官方“把关”的缘故。

他在飞机上不期而遇到戴晴女士（她的女儿十多年前曾经是秦晖教授的研究生，自然早就认识），这才知道原来为这研讨会已经发生了一场大冲突。戴晴女士说，德方将她的邀请书寄到中国新闻出版署后，新闻出版署表示抗议并退回了邀请，德国书展主办者顺从中国官方意愿，取消了对她的邀请。但德国舆论闻讯大哗，认为在德国搞书展请什么人还要看中国官方的脸色，这还了得？！舆情沸腾中，书展参办方德国笔会坚持再次向戴晴发出邀请。戴晴表示本来这种活动她未必感兴趣，但官方既然这么阻挠，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申明自己的权利，她倒是非去不可了。不料她赶到机场时却被告知，原订的机票已被取消了——显然是书展主办者在某种压力下cancel了这张机票。倔强的戴晴便索性自己买了张机票。到了法兰克福机场，秦晖教授因为坐在前舱又无托运行李，就先出了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书展主办者彼得·里布肯先生，他手里的接机牌上写著秦晖教授的名字，没有戴晴，表明他还不知道戴晴已经成行。这时有一个德国记者塞给秦晖教授一张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这份9月11日的报纸已报道了此事，标题便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内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该文还引述德国《明镜》周刊采访里布肯时后者的话：中国方面“十分坚决地要求，‘如果这两人出席，我们就离开’。”该文又引述“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的话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看来，赵先生所谓的“爱国主义”居然是针对戴晴等中国公民的，俨然是有她无我，有我无她，在封杀这些中国人的问题上“不能妥协”，否则赵先生的“爱国主义”就打了“折扣”！

从这张《环球时报》上秦晖教授还第一次得知除戴晴外此事还涉及美籍华人的“异见”诗人贝岭。贝岭人在美国，他的邀请书应该不是寄到新闻出版署的，但是“中方”不同意，主办者也就收回了邀请。后来德国笔会坚邀戴晴，似乎没有提到贝岭，但贝岭大概并不知道邀请被取消，仍然来到了法兰克福。而此时德国已是舆论汹汹，似乎如果拒绝了两人，书展就要变成“丑闻”了。从《环球时报》看，它的火气主要是冲著德国媒体来的，按这篇报道的描述，书展主办者对中国官方可说是百依百顺，只有媒体在兴风作浪。而《环球时报》还很同情主办者，多次很欣赏地引述了主办者对“媒体捣乱”的不满。

但是秦晖教授后来看到，德国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也很有意思，他们的火气主要并非冲著中国官方——中国官方要封杀异见人士在他们看来并不奇怪，他们恼火的是德国的书展主办者和有关当局居然也为某种利益“出卖了言论自由”，舆情汹汹都集中在后者身上。后来里布肯先生的一位朋友对秦晖教授说，那些天里，里布肯几乎精神崩溃，不停地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念叨着“我完了”，“我要给钉在耻辱柱上了”……。显然，他说的是德国舆论（而非中国官方）要把他钉上“耻辱柱”。这位朋友说，其实里布肯当年曾是1968年左派学生运动的活跃者，后来也是所谓“文化左派”，即那些不一定主张社会革命，但强调文化多元，不一定要求改变西方，但也反对西方要改变别人，因而对“非西方”文化持同情态度的人。他对中国确无恶意，但“破坏言论自由”这个黑锅他是背不起的。

于是中德两国报道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德国舆论和中国公民戴晴等人为一方，中国有关部门和德国主办者暨有关当局为一方，为此事展开了博弈。但这种博弈能看成是“中德”或“中西”的冲突吗？能够与“爱国主义”挂钩吗？！

秦晖教授说，戴晴出了机场，守候在出口的大批记者一拥而上，“长枪短炮”闪光不停，喀嚓不断，戴晴面对记者用英语侃侃而谈。而里布肯先生则躲在一边有点尴尬，直到一些记者发现他，他才迎上前去，表示欢迎。这时贝岭也赶到了，里布肯先生却对他说，“我们没有安排您来”（他显然是指德国笔会再次邀请的只有戴晴）。在场者又是一片哗然，有德国朋友立即表示愿意接待贝岭去住，在媒体批评的压力下，主办者终于在次日把贝岭作为受邀请者接待了。

第二天研讨会开始，由于这场会前风波已经沸沸扬扬，会场自然人气颇旺，气氛很不寻常。在这里秦晖教授见到了“中方邀请”的诸位同仁，除了清华的李强教授，认得的还有社科院的黄平、陆建德等先生。他们神色严肃，显然都已经处于准备应付冲突的状态。但是秦晖教授向他们询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与《环球时报》所说的大相径庭。据这些同仁说，本来德方爱邀请谁就邀请谁，“中方”并不想管他们的闲事，但主办者却把他们自己发出的邀请书都寄到了新闻出版署，如果出版署转交，就等于“中方”也参与了邀请，“我们不能上这个套”，于是“中方”“客气地退回了（戴晴的）邀请书，请他们自便”。但德国媒体却“造谣”说我们阻止德方邀请他们两位，借此“煽动”对中国的攻击。云云。

中国使馆的一位先生还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国方面“自始至终”从未干涉过德方的邀请行为，德国媒体如此造谣，实在太过分了。听了这话，秦晖教授不禁糊涂了。《环球时报》大标题上不就赫然写的是“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吗？不是明确讲“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就将抵制研讨会吗？而且都是用第一人称口气，并没有说是引述别人的话，这难道也是德国媒体造谣？！秦晖教授并未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私下向“中方”诸位同仁提出这个疑问，并问那个声称对此事“丝毫不能妥协”的赵俊杰先生是谁，是否也在“中方”代表之列？但“中方”同仁似乎都不知道《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也不知道赵俊杰是谁。而且，如果“中方”的愤怒并不是因为“德方”邀请了谁，而是因为“德方”让“中方”转发邀请等于是迫使“中方”为这些邀请作背书，那么对于戴晴这可以理解，对于贝岭却又是怎么回事？因为贝岭在美国（已加入了美籍），他的邀请书是直接寄去的，并未经“中方”代转。再有，据《环球时报》，关于中国阻止邀请两位“异见人士”的说法都是书展主办者说的，主办者以此向媒体解释他们不得不撤销邀请的苦衷。

由于《环球时报》也表示要坚决阻止邀请，因此它的报道并未批评主办者，而只是批评向主办者施压的德国媒体。但是“中方”代表则不同，既然他们表示无意阻止邀请，只是抗议污蔑他们要阻止邀请的“谣言”；那么显然，放出这种“谣言”的就是主办者，而不是德国媒体。为什么他们也和《环球时报》一样，并不指责“造谣”的主办者，而只是激烈地指责“信谣”的德国媒体？！

秦晖教授说，他后来终于悟出了点什么。当初“中方”（未必是高层，应该是处理此事的某个部门）应当的确是极力阻止主办者邀请这两位的——主办者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在这种事情上“造谣”，使自己陷入媒体的围攻。但当这事在德国犯了众怒，酿成轩然大波后，尤其在知道戴晴等人执意要去并且德国舆论普遍支持之后，更高层并不欣赏有关部门的这种做法，也不希望因此就抵制书展这个宣传中国“软实力”的好机会。否则，若中国官方决心阻止，在美国的贝岭“中方”也许没有办法；在中国的戴晴是完全做得到的。中国出境口岸是有“黑名单”的，有关方面只要把戴晴列进去，她自己买了机票也会被拦住。

因此戴晴这次能够成行，应该是中国方面最终开了闸的。“中方”代表在会上关于无意干涉德方邀请的说法，大概就是出于这样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然而风波已经酿成，总不好向德国舆论示弱吧？所以“德方”让“中方”转交邀请书这个程序问题就成了“中方”下台阶的一个理由。但坏事的是，《环球时报》立功心切，竟把有关部门原来暗中施压的做法捅了出去，而且摆出一副封杀戴晴等人“丝毫不能妥协”的架势，却又没有与“中方”即时沟通，统一口径。《环球时报》不知道“中方”已经“妥协”，而“中方”也不知道《环球时报》如此报道，以至于出现如此尴尬局面。

令人不可思议的还是《环球时报》，会议结束后它又发表了一篇会议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其中却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读后真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它竟然把自己三天前说过的话全忘了！如果有“破坏气氛”的“假消息”，散布者正是三天前说“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的《环球时报》！

对此，有海外学者评论道，中国*****署要操办友邦德国文化言论事务，不许国人戴晴女士出席德国书展，想不到戴晴奋起抗争，自己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到法兰克福，在机场用英语与媒体流利对话，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同情和法兰克福市政当局的关注，场面极为精彩火爆……。事端既起，中国政府再将矛头指向“无冕之王”——德国新闻媒体，结果当然是一局有中国特色的德国滑铁卢了。滑铁卢里败笔录定，这家“言论管理总署”却未必会痛定思痛。他们是举着“汉贼不两立”的原则，来与戴晴女士的斗争的，有撞死在南墙上的决心。

在筹备建国6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这个插曲无论怎样，都是不和谐的音符。不和谐并不是“西方”或“异议人士”所造成，而是那些思想僵化、看似维护和谐局面而总是打击和谐本原的当权者及其御用新闻、文化人。和谐之语，早有解释：“和”为人人有饭吃，“谐”为人人可说话。这些当权者，以为给了老百姓吃饱了饭就皇恩浩荡了，就只能山呼万岁，高唱颂歌，而绝不能“异议”！他们在中国这样横行，还要管到国外去，似乎这个地球到处“差钱”，必须听从中国“不差钱”的这些当权者。为了一己私利，他们居然摇起“爱国主义”大旗，让“爱国主义”成为他们破坏中国和谐、制造文化专制的牺牲品。

笔者知道，作家戴晴女士是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的养女。但即使这样的人，也不能“异议”，否则给予封杀。好在中央高层还有开明的力量，知道“异议人士”的“异议”，本身就是“谐”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可以管天管地，却不能管外国人拉屎放屁。

笔者很遗憾的是，参加书展的中国代表，在戴晴演说的时候，居然象中国外交部人员抗议外国人一样一齐站起来退场。笔者阅读并在文首披露戴晴演说的几乎全文，实在看不出他们在抗议什么，有什么值得抗议的内容。连这样的内容都不敢听、不能听，除了给胡锦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抹黑外，就只能证明中国的“官油子”与“文痞子”何其怯懦、何其虚张声势，何其色厉内荏。

不敢听“异议”，也不接受“异议”，对“异议”有两招：一是在国内大肆封杀，只容许歌舞升平；二是在国外拒绝与躲避，甚至对“异议”言论不惜动用国力来拒绝与躲避。

国际场合若遭遇“异议”者，中国与会代表动辄退场，可谓一叶障目、掩耳盗铃、黔驴技穷。但世界是多元的，不会以中国当权者意志为转移。长此下去，中国在世界上的退场秀将成家常便饭。

与会代表动辄退场，但中国可以退出地球么？！

这次，退场的有一些著名的作家，尤令笔者辛酸。文人风骨荡然无存，官场文奴卑器成性。明朝进士杨爵曾向嘉靖皇帝上《固邦本疏》，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意离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势可以立待。纵使周公之礼尽行于今日，有何补救百姓之饥饿者。”嘉靖纳其建议，从体察民情、悯恤百姓着手，开仓赈济百姓，令政权得到稳固，但不久嘉靖在莺歌燕舞中飘飘然，耽于享乐，日益腐败，人心危乱，国家趋向衰落。杨爵再次沉痛进谏，嘉靖勃然大怒，将其投狱。

然则，杨爵虽然陷狱，但树立了中国文人的脊梁，为世人称颂。

甲子大庆之前夕，北京领导人应明白，中国现在不缺歌舞升平，却独缺杨爵。